政治改良引起的戏曲改良

20世纪的中国戏曲是在变革的呼声中前进的。由于自从19世纪末民族危机的出现，戏曲一方面被视为社会变革的阻障，一方面又被当作为社会变革的启蒙工具。这是戏曲艺术在整个20世纪所扮演的双重角色。作为前者，戏曲因在内容上对封建观念的维护及其在形式上的种种“顽固”手段而被激进的文人所围攻；作为后者，由于戏曲在中国民众中的广泛影响，又为主张社会变革的文人所器重。但由于戏曲发展到清末重技艺、轻内容的特点，要让它担任社会启蒙的重要角色，就必须对它进行改造。然而，无论是因其保守所引起的围攻，还是因其可被当作启蒙工具所导致的无限拔高，都是来自外在于戏曲的力量。由于戏曲艺术的特殊性，它自身的发展规律也左右着它的发展方向。这是因为，一方面，戏曲本身要充分发挥其技艺的优长才能立足社会，戏曲一线的从业者首先要顾及技艺的完美，他们的职业特点限制他们必须时时刻刻苦练技艺，加上艺人的文化水平有限，因此，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在内容上下多少功夫；另一方面，戏曲从业者一般都身居社会下层，地位的卑微使其自身不会率先产生变革意识。戏曲是在商业与艺术之间徘徊的艺术。剧场经营者和戏班老板首先要保证商业赢利。为了赢利目的，他们除了在技艺上竭尽全力外，别无他法。这样，戏曲艺术在20世纪的关怀者就分为两大阵营：一是文人以及由文人而走向社会变革的政治家，二是远离社会意识、身居下层的一线从业者。前者是促进戏曲变革的主动者，后者是被前者影响的受动者、关怀戏曲艺术的文人和政治家大致可分为两大派：一是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主张全盘西化、废止旧剧、引进西方戏剧的激进派；二是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主张在旧剧基础上进行改良的温和派。

19世纪末以来，面对西方列强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一连串打击，腐败无能而又盲目自大的清政府节节败退。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中国文人开始寻求变法图新的道路。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就是文人寻求社会变革的开端。但由于保守势力的强大，这次变法遭到惨败。这种来自中国自身的阻力所造成的变法失败，引起了中国文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痛心疾首的思考。一部分接受西方教育和文化影响的激进文人首先借助西方文化向中国传统文化发难，企图用西方思想来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一次彻底清算。他们与清末洋务派依靠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增强国力、反抗外侮的思路有异曲同工之处，所不同的是，后者仅仅仰赖工具挽救中华民族的命运。张之洞在1898年撰写的《劝学篇》中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这种思想的典型表述；前者则更加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社会在20世纪的发展走向。戊戌变法是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首次正式交锋。变法的失败以及清政府的迂腐和顽固，使20世纪初中国现代文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染上了强烈的情绪化色彩。这种不满情绪的发泄，在对传统艺术的态度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者要数针对戏曲艺术的激烈言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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