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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戏与民间歌谣(二)

发表时间: 2019年06月28日 | 作者:admin [0次]

续黄梅戏与民间歌谣(一)

  
  现在,我们可以把眼光投向较“近”的时代了。


  明人沈德符在《顾曲杂言》中指出——


  ……嘉、隆间乃兴《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干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绞丝》之属,自两淮以至江南,渐与词曲相远,不过写淫媒情态,略具抑扬而已。比年以来,又有《打枣干》、《挂枝儿》二曲,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


  由此可见,明中叶以后,“自两淮以至江南”民间歌谣之盛行。其中《桐城歌》、《凤阳花鼓》便是汇入这股洪流的安徽本土民歌。如此众多的民间歌谣同时在“两淮以至江南”一带风靡,势必给这里的文化注入一种新的活力,造成一种“共有”格局。以使得此一地域的文化具有一种整体风范,具有最大可能的相通与兼容,较少排它性,这就在一定意义上,使得黄梅(采茶)调流人安徽不仅不遭拒斥,反而能与当地文化融为一体,受到最大限度地接纳,并且最终造就了黄梅戏。同时作为民间歌谣本身,其广泛流传,“刊布成帙”、“举世传诵”,也必将为稍后到来的黄梅调提供良好的文学矿床,使更多地属于音乐范畴的黄梅调迅速找到文学依附,在它们的交合、碰撞、互补、再造下,终于产生了属于严格意义的戏剧品种——黄梅戏。


  我们知道,安庆作为安徽省的一个沿江城市,实质上处在“两淮以至江南”的中心,借长江的沟联,其与苏、浙、赣、鄂等省的沿江地区联系极密,文化面貌呈开放态势。在明、清之际,安徽所出的歌谣可由此传播到外省外地,外省外地所产生的歌谣也可传人此地,并由此发散至皖中各处。故此,史载明清之际民歌盛行之景况,其实已非某一歌谣所产生的那个特定地区的独有现象,而是以安庆为中心、“两淮以至江南”的共有风采。若把它名之为“明清之际开放的民间歌谣文化带”亦无不可。


  民间文学史家关德栋曾指出:“《桐城歌》是起于安徽桐城地方的一种曲调,以后流布于吴语地区,所以清乾隆九年(1744)刊《万花小曲》收有一曲人于《吴歌》类。”黄梅戏史论家陆洪非先生也说:“安徽的《桐城歌》也是很早就传到黄梅(湖北——引者按)一带。”由此可见,“起于安徽桐城地方的”《桐城歌》也并非局囿于桐城一隅,而是凭借安庆的传递,向“吴语地区”、“黄梅一带”等更大空间扩散,同时,外地歌谣也源源不断地进入安庆沿江一带地区,使得一种开放共融的文化品貌得以形成。据考证,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明清民歌时调集》[山歌]中就有大量的桐城、安庆一带的方言用字及词汇,如把“他”说成“咦”、把“哪”说成“罗”、把“睡”说成“困”、把“玩”说成“耍”、把“哪里”说成“罗里”、把“卷口”说成“转口”,以及“家主公”(男性长辈)、“家主婆”(女性长辈)、“泪直铺”(泪直流)、“门角落里”(门后)等,由此可见近代民间歌谣之开放性、共融性,体现了以安庆为中心的“自江淮以至江南”的歌谣一体化特征。至于“凤阳花鼓”,则更是足迹几遍大江南北,有所谓“凡是花鼓,都离不掉凤阳”之说。这种开放与共融完成于明清之际,既缩小了安徽或安庆一带与周边地区的文化差异,也强化该地区文化的吞吐与再造功能,从而为黄梅(采茶)调的到来和黄梅戏的产生提供了充足的文化准备。可以想见,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黄梅(采茶)调离开黄梅、离开湖北,来到安徽、来到安庆,便不会有“橘到北方而为枳”的“域变”,不会因“水土不服”而天殇。一句话,不会遭到异域文化的拒斥。相反,由于前此已产生的歌谣文化的同一,黄梅(采茶)调一经到此,便像鱼人海、鸟投林一般,顿时获得了更大驰骋空间,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活力。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安徽人还一直把黄梅调称作“怀腔”(即怀宁之腔——笔者按)、“徽戏”(即安徽之戏——笔者按)和“皖剧”,足见安徽人对它的认同与接纳。这些似应归功于“近代”民间歌谣所创造的、以安庆为中心的“两淮以至江南”之文化一体化格局。


  时白林先生在《黄梅戏音乐概论》中曾对黄梅调进入安徽以前的情形作过描述:


  从前,黄梅县的农村,每逢春节过后,总有些爱好文艺的识字人,从城镇坊间买些木刻的唱本《梁山伯下山》、《孟姜女》之类,在村内作自娱娱人性的演唱。唱时没有任何乐器伴奏,手捧唱本,边看边唱。唱的曲调名[黄梅歌]。


  由此,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早期黄梅调还只是一种“手捧唱本”“边看边唱”的“黄梅歌”,更多地属于一种音乐形式。然而,当其发展到一定时期,则自然萌发了一种文学需求。于是,他们便“从城镇坊间”买来“木刻的唱本”,以应所需。这实质上是采茶调由音乐形式向戏剧形式嬗变的最初迹象。由于当时当地的文学氛围尚不足以实现对黄梅歌的全面变性,或不足以满足黄梅调的这种嬗变之需,所以,黄梅调在彼间终未能凝结为戏剧形式,始终流于“歌”的阶段。当明清民歌时调在以安庆为中心的安徽沿江一带着实风光一番之后,那“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的历史繁盛,使这一带的土地饱浸了文学的乳液。黄梅(采茶)调恰恰在这样的时刻流人安徽、来到安庆沿江一带,于是,它向文学求取的欲望,蓦然间得到了全方位的满足。作为音乐形式的“黄梅歌”与更多属于文学形式的民歌时调的邂逅,终于引发了采茶调向黄梅戏的嬗变。


  摘自《黄梅戏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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