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冲突引发的旧剧争鸣

继戏曲改良运动之后，一场来势猛烈的新文化运动悄然兴起。1917年1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期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大力提倡白话文。2月1日，陈独秀支持胡适的主张，于《新青年》第2卷第6号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一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二为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三为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又认为“文学当以宇宙、人生、社会为构想对象，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白话文为文学正宗，以白话文为文乃天经地义之事。”接着，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表示支持。于是，文学革命就由几个留美学生的课余讨论，变成国内文学界热烈讨论的课题。从此，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开始了。文学革命的主旨是要推翻旧文学。戏曲作为沉积七百余年的艺术，自然不能幸免。1917年3月1日，钱玄同在《新青年》第3卷第1号发表《寄陈独秀》，支持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并严厉剖析戏曲之弊病，首次从根本上对戏曲发难。他认为，京剧缺乏理想，文章不通，称不上是戏剧。说中国旧戏重唱，且脸谱离奇、舞台设备幼稚，“无一足以动人情感”。指出旧戏编自市井无知之手，“拙劣恶滥”。5月1日，刘半农在《新青年》第3卷第1号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主张戏曲要用当代方言，以白描笔墨为之，改良发展皮黄戏，昆剧应当退居。在这种针对戏曲艺术的激进言辞躁起之时，熟悉戏曲艺术的人士开始为戏曲辩护。1918年，张聊公（张厚载）发表《民六戏界之回顾》，盛赞梅兰芳古装新戏，大谈昆剧之复兴。同年12月1日，《春柳》杂志在天津创刊，天鬻子在《春柳》第1年第1期发表《昆曲一夕谈》，认为昆曲“于中国现今歌乐中，为最高尚优美之音”，提倡振兴昆曲。面对给戏曲的辩护，主张文学革命的人士也不甘示弱。于是，在1918年，两派文人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就戏曲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4月15日，胡适在《新青年》第4卷第4号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认为西方文学方法比中国文学要“高明”和“完备”，蔑视梅兰芳的《天女散花》。6月15日，张聊公在《新青年》第4卷第6号发表《新文学及中国旧戏》，反驳胡适、刘半农、钱玄同的戏剧观，认为要对旧戏进行改良，必须“以近事实而远理想”，反对理论空谈。同期“通讯”栏发表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陈独秀的辩论文章，认为中国旧戏的脸谱和武打均为“国人野蛮暴戾之真相”，中国旧戏“囿于方隅，未能旷观域外”，中国要有真戏，“自然是西洋派的戏，决不是那'脸谱'派的戏”，主张要把旧戏“全数扫除，尽情推翻”，以便推行“真戏”。1918年10月15日，胡适在《新青年》第5卷第4号发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认为戏曲应当废去乐曲、脸谱、把子等“遗形物”，强调只有采用西方近百年来的戏剧新观念、新方法，中国的戏剧改良才有希望。同期《新青年》还刊发傅斯年的《予之戏剧改良观》、欧阳予倩的《予之戏剧改良观》和张豂子的《我的中国旧剧观》。傅斯年认为，中国戏曲是“各种把戏的集合品”，“就技术而论，中国旧戏，实在毫无美学之价值”。欧阳予倩认为，中国旧戏从来没有剧本文学，是无本之木，提倡向西方学习，创设剧本，建立剧评、剧论，培养演剧人才。面对这种言论，张豂子认为，“中国旧戏，是中国历史社会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学艺术的结晶。可以完全保存。……拿现在的社会情形看来，恐怕旧戏的精神，终究是不能破坏或消灭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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